孔章圣

　　80岁了，喝着长江水的常挺芳，如今依然关注长江下游的土地集约使用情况。尽管过去49年了，他在全国率先叫出的“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呼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1．一个问号

那时，土地多啊。

人，一个个倒下去，土地好像突然多了起来。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加上接踵而至的为期三年的天灾人祸，带来的是严重的全国性粮食饥荒，一个个蜡黄脸色的水肿病患者倒下了……金坛县儒林公社一年就饿死了两三千人。

“我走在田埂上，两腿饿得只打飘，头发晕眼冒金星……”青年常挺芳的5尺之躯亲历着饥饿的痛苦与考验。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在基层，怎样让土地上的收成多起来，少饿死些人？”正在金坛县委农工部做秘书的常挺芳久久思考着怎样破题。

1960年3月，31岁的常挺芳收到了中共江苏省委准备在下个月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要求与会人员每人需带一份与农业和粮食有关的调查报告提交大会。

时间紧，他立即坐轮船下到了指前标人民公社。

公社党委副书记张锁金陪着他转了一个大队又一个大队。与一个又一个生产队干部、社员交心。

越转他的心情越沉重。

因为，一边是粮食饥荒，一边是粮田无节制地大量抛荒，大家还在唱高调，没有一个人愿意把那些象征着“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占了一两亩耕地、却长着青草无人去活动的篮球场等闲置用地退耕种粮食。常挺芳思忖道：肚子都没东西填了，哪里还有力气去打篮球？和“大跃进”一起出现的形式主义、大讲排场之风真是害死人！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光是大跃进般地喊喊口号就能解决问题了？把抛荒地赶紧想方设法种上粮食不就可解燃眉之急？粮食问题还得靠珍惜和利用土地来破题啊。”在湖塘大队再度碰头时，常挺芳脑海里跳出了调查报告的主题。

常挺芳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曾经因小麦收成高而进京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劳动模范李三庚等农民兄弟的大力赞成。

回金坛县城的时候，他坐在轮船的船尾上，摊开积攒的香烟壳，迅速地写成了有理有据的材料。

2．心存困惑

“由于缺乏规划，多占用了一部分土地”；

“少数干部为了讲排场，滥用了一部分均属稻麦两熟的好田”；

“据检查，金坛县指前标人民公社的耕地和粮田面积共缩小3910亩，占全公社原有土地3.2万亩的12．2%”……

常挺芳连夜用钢板刻了，仅仅印刷了一份，在省农村工作会议开幕时，交了。

十分留心的他注意到，金坛县来参加会议的有54人，包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农口各部门的一把手，竟然都没有交材料，倒是他这个随金坛县代表团前来做会务文字工作的“旁观者”勉强避免了“材料空白”的难堪。

谁知，第一份《大会简报》就全文刊登了常挺芳的这篇调查报告。

奇怪！与会代表并没有议论纷纷。“难道，土地问题原本就不是个问题？难道，我的选题有问题？难道，我的立论是危言耸听？”常挺芳困惑了。

会议整整开了17天。

别人呼呼大睡，他却怎么也睡不沉。

那些饥渴的眼睛在他的脑壳里晃动，那些为了讲排场而抛荒的土地让他夜不能寐！

常挺芳自有困惑的道理。

尽管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但他对自己看问题的能力和写农村工作的文章，还是有自信的。

几十年前，他在涑渎区钱家村做驻村干部，生平写的第一篇稿子《抗旱救麦苗》就登上了《新华日报·农村版》的头条，还得了二等奖。这篇文章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被调到了县里工作。当年，他的《条件相等，为何收入两样》的关于两个相邻的合作社的调查报告，很快又登上了《新华日报·农村版》的头条。眼下，这篇花工夫更多，思考也更深刻的文章，难道会一点涟漪没有？

常挺芳的判断没有错。

实际上，江苏省农村工作会议的第一份简报就报到中共中央，常挺芳的文章立即引起了中央书记处的重视。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土地是自然和社会经济的复合体，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土地，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基地。由乱到治，实现和保持社会稳定、“太平盛世”的一条有效措施就是调整土地政策，抑制兼并，赈灾垦荒，让种谷者从土地上获得温饱和自给。常挺芳的想法与中央合拍！

常挺芳的文章不但指出了一个公社经过“大跃进”耕地和粮田面积减少12．2%的严峻现实，还有理有节地分析了“耕地面积缩减的四大原因”，提出了“不再使耕地面积减少，并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的九条措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开荒增地；加强党的领导，今后不论是什么用途，凡占用一亩以上土地，都要经公社党委批准……

不要说早在49年前的1960年，即便是在今天，这些理性构想仍然有超然的针对性和撼人的力量！

3．文惊中央

好文章终究是好文章。

就在常挺芳还在担忧还在开会的时候，他的这份调查报告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激起了层层波澜……经过邓小平的阅示、刘少奇的签发，中共中央在1960年4月12日，迅速以《要十分珍惜土地》为题批转了常挺芳的这份调查报告。

这份“〔60〕中字179号中共中央文件”指出：“转发江苏省金坛县指前标人民公社关于耕地和粮田面积为什么会减少的材料一件。这种情况全国各地同样存在。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对于耕地必须十分珍惜，任何浪费耕地的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因此，要求全国人民公社基建单位、工厂、学校、机关等等，都要学习指前标人民公社的经验，把一切可以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全部种上农作物……”

拿破仑说过，他的军队之所以打胜仗，就是因为比敌人早到5分钟。从此例可见，老常的“见微知著”、“超前感知”能力全然是“早到5分钟”的印证——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人，能够说出国策研究和制定者的心中之言；能够让自己的观点，成为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能够让自己的调查报告，成为中国社会形态中最耀眼的那片天地中的一叶，这，怎不让人肃然起敬！

4．垦地困局

当常挺芳从南京开完会回到金坛的时候，这份层层转发的中共中央文件已经到达金坛。中共金坛县委召开了5000人大会，传达、贯彻这份文件，并组成了20多个工作组，分赴各人民公社推进“以珍惜土地为突破口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中心工作。

常挺芳当时是又惊又喜。

喜的是，“要十分珍惜土地”，因为他的这份调查报告，首次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文件中。

惊的是，他在“耕地面积缩减的四大原因”中的第二点——“少数干部认为，土地是公社的，多几亩少几亩无所谓；土地多了，种不好反评为下游，粮食多收了又不能多吃”，实质上已经触及了土地管理权与土地经营权的问题、干部轻视民生好大喜功党性不强的问题、土地一大二公的弊端问题、基层工作考核奖评机制和分配机制的问题。

“土地多了粮食多收了又不能多吃”固然有其不合理性，但是，仅仅因为土地经营权的弊端，就成为少数干部置“饿死人”的现状而不顾、浪费土地的理由吗？这些干部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漠视，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他们，还配当“为民做主”的人民干部吗？——反右斗争刚刚过去不久，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干部意识形态和分配方式的敏感问题，常挺芳的思考是深刻的、充满张力的，他如实写上去时尽管特意放缓了语调，但还是心存疑虑，甚至是担忧的。没曾想，中央的文件竟然没有将这些话删去！他怎能不惊讶！

实际上，即使有这份中共中央文件在，少数基层干部对“查荒灭荒”仍然有抵触情绪，认为是“小儿科”、“危言耸听、哗众取宠”、“以一个指前标公社的偏见抹煞了整个金坛县的政绩，弄得我们上下不是人”。对老百姓来说，叫那些没得吃、没力气的群众，去开垦抛荒田更是难上加难。在常挺芳的老家西岗公社周家渡大队，“都是常挺芳惹的好事！我们人饿得都快死了，哪有力气去开荒！他是饱人不知饿人饥，有本事，你叫常挺芳来开！”周家渡大队书记灰头土脸地跑到城里向常挺芳叫屈。

常挺芳被深深地刺痛了。

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

“几千年来，我们难道不是靠土地生存吗？我们连起码的开掘意识都没有，怎么会不出现守着土地而挨饿、守着土地而浪费土地的危机局面？”作为党培养的干部，常挺芳不能怪“大跃进”的盲动搅乱了老百姓的价值观念，但是，“大炼钢铁，工业化冒进，依靠处处冒烟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肯定是让百姓不再珍惜脚下这片土地，即便是“饿死人”的悲剧就在眼前，老百姓对土地的觉悟依然不高。这是比“饿死人”更严峻的悲剧啊！常挺芳痛心疾首。

可眼下怎样才能重新唤醒老百姓对土地的情感，尽快解决迫在眉睫的饥饿困局呢？怎样激发老百姓“土地觉悟”呢？常挺芳顶着骂言，回到了周家渡。因为，他的妻子和5个女儿还生活在村里，她们，也要“饱肚子”呀。

大队书记领着他，看了几百亩被抛荒的道院的良田和上千亩的芦苇滩，没有一个家乡父老愿意去开垦。在他的印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道士种那几百亩田，一季的收成就够他们几十人在上海过一年的！那上千亩的芦苇滩，养肥了多少牛羊和“小放牛”的娃娃啊，作为10岁开始“小放牛”生活的他，眼前见不到牛羊只见到荒草和依偎在墙角晒太阳的乡亲，他的心在滴血。

有什么样的机制动员老百姓到抛荒的土地中耕作呢？

经过深思熟虑，他再一次回到了周家渡。

他对大队书记说：“有件事，对老百姓肯定是好事，但要冒点风险，不知你敢不敢做？”

1949年苏南刚解放时，常挺芳就当周家渡村的村长了，是新中国第一代村官。这位大队书记是常挺芳在当周家渡村3年村长时培养的，喜欢为老百姓做事，常挺芳信任他。

“只要老百姓不再挨饿，冒风险，我不怕。”书记说。

“我的想法是，先从芦苇滩入手，按每家人头多少划定区域，搞前，说清楚谁家开的荒，收的粮食归谁家，暗暗搞。省得集体开不成荒又分不成粮。看看大家愿不愿意，有没有积极性。然后，再搞道院的那几百亩田。你只管搞就行，出了事，风险我来担。”常挺芳说。

“眼下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按老村长的试试看吧。我不怕。”书记照做了。

书记和常挺芳万万没想到，听说收的粮食归自己，那些“饿得慌、没力气的乡亲，不再晒太阳了，芦苇滩火了起来”。

到后来，大队书记为乡亲们拼抢道院的那几百亩田着实伤透了脑筋。常挺芳又一次为土地问题回到了周家渡。

仅仅过了一季，“到周家渡去借粮”，成了远亲的一个共识。“对土地的觉悟”，不仅让周家渡村少死了人，还让周家渡人享尽了荣耀。如今，在金坛，说起周家渡人在最严重灾荒年月的慷慨之举，人们竖起的是一片大拇指。

周家渡人的得利还在后头。

到1963年，“三自一包”时期，“开荒的田，谁开的归谁家，不计入分田行列”这一政策，又让周家渡人“肥”了多年，哪怕是在上世纪70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岁月，周家渡人仍然有着自己“私种”的一块，土地带给他们粮食上的富足，使周家渡人从容地度过了那“十年浩劫”的贫瘠、动荡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可有谁知，这背后站着一个个头不高的“土地神”常挺芳！

历史，就这样静静地流过。

如今，常挺芳的一家老小也因为他的那篇呼吁“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而评到了中级职称，从而按政策将一家老小转成了“供应户”，虽然他们脱离了周家渡村，但是，常挺芳告慰家乡父老的那个“关于土地的金点子”却屡屡被提起，常挺芳成了周家渡的神话人物，越传越神……

5．谁在“折腾土地”

就在周家渡人因为土地的合理利用而吃不愁的时候，常挺芳却忧心忡忡。

常挺芳到直接参与了1963年“三自一包”在金坛县尧塘公社、五叶公社的试点，土地“包”到农户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调动，对农村生产力的提升，他感同身受。

可是，1964年的“北戴河会议”，阶级斗争为纲，使农村土地政策风雨飘摇。

他是从田埂上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一辈子脱不了双腿上的泥土，所以于心不忍做假。1965年，他写了一篇《农村经济混乱的几种表现及其对策》，被中共江苏省委批转到县、乡级领导的手中，并配以700字的批文。文中，他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不要“折腾土地”！“文革”初期，常挺芳作为金坛县农业局副局长受到冲击，被造反派惩罚到长荡湖开荒。他负责长荡湖的工作期间，认识到水面也是“国土”，不能白白浪费了这12万亩国土，不能不管，更不能“折腾”！为此，他做了三件事：

一、是围了万亩繁殖保护区

所谓繁殖保护区就是在湖中间选择水深草密的地方，四周打上水泥桩拉上铅丝，防止农民进保护区捞水草、耥螺蛳，不让渔民进保护区捕捞鱼虾，常年禁捕，这里就是湖区母亲鱼的繁殖基地。保护区设了保护标志，有渔民住家船在这里常年看护。

二、是做了沿湖港口的开发保护

在涑渎乡的方六港，洮西乡新河港、大浦港，指前标乡的百十港、后渎港，溧阳境内的别桥、湖边、埭头以及金坛柚山、湖头等港口全部打上毛竹桩，用棕绳，毛竹片编成竹箔挂上拦河网，每个港口都有专业渔民看护，湖管会办公室每天派人下湖巡查，形成管湖网络。

三、是开辟了湖区的螃蟹养殖

常挺芳打听到上海崇明岛有“国家蟹苗繁殖基地”，便想方设法，得以免费领回600多公斤蟹苗，在长荡湖第一次进行了人工蟹苗放养。并将长荡湖的螃蟹繁殖保护区建设到位。从此，湖区管理进入正常，他的“合理利用水面国土”设想大功告成。如今，金坛因此成为了“中国绒螯蟹之乡”和国家生态养殖基地，常挺芳对“水面国土”的重视功不可没。

在十年动乱的年月，常挺芳当上了金坛县城东公社主管“三农”的党委副书记。那是极“左”的年代，按上面不切实际的土地种植政策，照葫芦画瓢，玩虚的假的，乱舞大旗，沾光的可能是一些当官的，但吃亏的肯定是老百姓。十年动乱后期，土地种植政策好大喜功，农民在土地上出死了力流尽了汗，但碗中依旧难见肉和豆。常挺芳发誓，“要让农民依靠土地过得滋润”！

常挺芳同志是位“三天不下乡，心里就发慌”的“老农村”，他心里装着农民，出主意，想办法，办事情，一切都是看农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决不干那些“只看领导脸色不看农民脸色”的傻事。

果然，没有多久，就在他的日记本上搜录了“养鱼栽竹千倍利”、“三亩粮田一亩绿，肥田肥猪多打谷”、“农家一口养鱼塘，赛过开家小银行”、“要看农家富不富，先看家前屋后树”、“一麦一瓜一季稻，肥田高产赚票票”、“南瓜上屋、丝瓜上树、水渠结网挂葫芦”、猪场、鱼塘相结合，黄豆榨油，豆饼磨豆腐，豆渣喂猪，猪粪喂鱼，鱼粪育珍珠的“四肥生物链”等等的几十条经验，他把自己当着民间的乡村医生，专门搜集民间的“偏方”，要为在生活中挣扎的农民做“偏方气死名医”的好事。

有了这些致富的“丹方”，他就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然后自己去“试点”、“验方”，变为自己的“真知灼见”，再下乡“访贫问苦”，到一处处穷村、穷队、穷户，给他们“号脉”、“开丹方”，用这样的方法去“扶贫济困”。

可这对常挺芳来说，根本“不煞心火”。

1976年冬天，一次他给一个穷队送去社会救济款，这位队长当晚又将钱退了回来，说：我们开过社员会了，一致决定，不要你们的“钱”，只要你们“不在土地上瞎折腾”！只要明年让我们在土地上自由种植，让我们少种点双季稻，比送几千块钱都管用。

农民为什么对种双季稻如此深恶痛绝？

政策是杆旗，难煞舞旗人。

常挺芳同志为此开展了调查研究，在那“有权的不种田，种田的没有权，田里种啥上头说了算”的年代，生产队种多少双季稻是上级硬性规定的，而且“双季稻”又是“革命稻、路线稻”，少种一亩也是要“上纲上线”的。常挺芳同志调研出的结论是：事倍功半的“二四得八”，不如事半功倍的“一八得八”——种双季稻，耗工耗本，低产低效，且出米率低，烧出来的饭又不好吃。农民们为了种这样的“革命稻、路线稻”，“节前拼命干，节后出满勤”，从“大年初三忙到腊月三十”，每天都是“从鸡叫忙到鬼叫”，双季稻少出米，一年要少掉农民一个多月的口粮；因为种双季稻，农民满负荷地出勤，一年又要多吃掉一个多月的口粮，两者加起来，农民一年至少要少三个月的口粮，这就是农村青黄不接、“预借粮”不断的内在原因所在。

“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为官实事求是难上难。”

有福民享，有难官当！

为此，常挺芳假借自己1963年搞“三自一包”试点的经验，于1977年正月初四，召开了一个“包”字当头的“三级干部会议”，在土地种植政策上率先尝试——削减双季稻，把土地腾出来，“包”给农民种油菜、芝麻、茨菇、荸荠、花生、南瓜、黄豆、赤豆、山芋，他在会上发下去想方设法“赊欠”来的2000斤黄豆种、1000斤花生种、10000斤油菜种等种子，在全乡搞起了50多个30亩到100亩的油菜方、芝麻埂、茨菇沟、养禽养畜户……“包”字当头的具体体现是，你多养一头生猪，公社多给你400斤饲料、500斤稻草和两分田自留地；你多种一分田油菜，公社多分你10斤油菜籽榨油吃……

值得注意，当时还高举着“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他此举无异是对“水稻亩亩双，不缺一只角”的高压政策“踩地雷”，是十分危险的，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常挺芳这是在用行动提醒后来者：有条件不发展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才是真道理；让百姓幸福必须变着法子大发展。

这一来，到了下半年问题来了，城东公社超额上缴生猪近万头、粮管所囤积不下上缴的油菜籽。别的公社每家人家才分斤把菜油，而城东公社每人分3斤菜油还多。在年底的县三干会上，县长董世万拿着芝麻烧饼对常挺芳说：“老常，感谢你啊，烧饼上是你供应的芝麻。你们一个公社交芝麻1400斤，全县一共才收芝麻1500斤，你们城东是全县的93%。这说明，你们城东公社的生猪、油菜、小杂粮承包成功了……”

常挺芳冒着风险让农民暗暗地搞多种经营，种瓜种果，养禽养畜，让农民跳出了“没有果肉、清汤清水的腊八粥”，又重新煮香了“豆多果多肉多的十三香腊八粥”的事迹，不仅被新华社、《人民日报》介绍，还被当时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批示，并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名义，转发至全国公社以上党委。

在常挺芳这场“腊八粥现场会”上，“清汤清水”的“腊八粥”，这是“以粮为纲，全面挤光”的祸害；“样样豆果都有的腊八粥”，这是“拨动反正”的成果，“两碗腊八粥”说明了一个大课题：“要调整土地的产出结构，必须要调整农业的种植结构”，“要调整农业结构，首先要调整顽固不化的左倾思想”。

常挺芳的“腊八粥”发挥了“解放思想”的“精神营养餐”作用。

6．上书省委书记

1977年底，常挺芳做年终工作总结时，把“实事求是制定土地种植政策”的实践经验与体会提炼成五点，上书当时的省委书记。

信中，常挺芳建议道——

我们应该用承包的形式取代“催收催种”？可以用承包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一、不要漠视农民普遍短缺三个月口粮的问题。我坚决要求取消双季稻。双季稻种不种，种多少让生产队干部，农民说了算；

二、取消做草塘吧，草塘泥不肥，误了庄稼的事不能做，占用了土地误了工是无效劳动。那是对农民劳动的极不尊重；

三、刀下留菱，取消三水（水浮莲，水葫芦，水花生）多放菱角；

四、要搞包产，生猪，油菜搞定购，派购，小什粮包到户，三麦水稻主粮也可承包，超产多留多吃；

五、作物布局让生产组说了算数。

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个主义在我们新中国建设的几十年里，经常有人犯，难有例外。常挺芳的清醒、他的行为让人们吃惊、让人们感动、让人们钦佩。

这封关于“土地种植政策”的信，虽没有接到省委书记的回信，但在这年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周泽在大会上宣读了常挺芳的信。陈克天副省长插话说，承包制也是社会主义的。常挺芳暗暗惊喜：在土地上搞承包没有错！

这之后，在常挺芳的推动下，城东公社从只有1/3的生产队到全面实行包干到户。

1978年11月24日，新华社播发了长篇通讯《帮“包”又帮“超”——金坛县城东公社党委书记常挺芳落实责任制的故事》。常挺芳在城东公社包产到户的经验得到了中央媒体的支持与推广。今天，我们见到了这篇通讯，这让我们十分惊奇，因为，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红手印，历来被视作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的起源，据最新的史料证明，小岗村农民按18个大包干红手印的时间是1979年2月14日（见2009年第13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4期《中共党史研究》），而常挺芳于1977年正月就在金坛县城东公社推行了大包干试点，早于小岗村农民整整两年；小岗村农民开始大包干的时候，城东公社已在做完善工作了，并且，新华社播发了关于常挺芳落实责任制的故事已经一个半月！

在这里，我们把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的起源，是因为“不满折腾土地的种植政策”而引发，毫不为过。

后来，随着1979年中共中央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土地包干到户的政策全国推开。

常挺芳在城东乡搞了“麦瓜稻”、“油瓜稻”、“麦豆稻”、“麦稻菜”等多种“三熟制”的试点，《人民日报》在1980年元旦介绍了常挺芳事迹：《准备了两年的一顿“欢喜饭”》，农民因为土地政策的改革而得到了实惠，他们“欢喜”啊！

县委要常挺芳在县三干会上发言，镇江地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也要常挺芳发言介绍。会后，各县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溧阳、高淳、溧水、句容、丹阳、扬中以及镇江地委党校、镇江地区行政干校都邀请常挺芳去大会宣讲包产责任制的成功经验，每到一县都是由镇江地委书记王一香开个头，然后让常挺芳讲。金坛县的水北、岸头、薛埠、唐王、西岗、直溪、城西公社，常挺芳都去宣讲过。

常挺芳在县委农工部工作了10多年，包工、包产、包本，超产奖励，他搞过多年，讲课，他驾轻就熟，大小队干部都感到实操性很强，易学易做，到城东公社参观者车水马龙。

可是，常挺芳却很难“欢喜”得起来。在当时金坛县委就“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召开的三干会议上，常挺芳讲了中央1号文件上“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三句话。主持会议、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当时就在大会上插话，“这三句话不宣传，以后有文件再说，《人民日报》登载的仅供参考！”另一位副书记也说，“这都是小农经济”。

领导有这样的态度，有位公社书记和一位农口局长见常挺芳到处去宣讲包产，不知是因为常挺芳抢了头功了，还是起嫉妒心了，他们就向县委领导进言：“常挺芳是城东的党委书记，到外县去讲这讲那，还到别的公社去宣传，县委要出面刹他的车！”

不知还有什么原因，不久，常挺芳被突然调离了城东，被安排在县委农工办当第七副主任。

7．精神贡献

常挺芳的“官运”因思想大解放而重新启程。

在江苏省激素研究所当书记期间，他关注农用激素对土地的危害；在金坛县供销社主任当期间，他通过农用物资惠农帮助农民致富；临退休时，又被金坛县委聘任到农村社教办当了三年主任。他是老“社教”了，在又一轮“社教”岗位上，他焕发了“老当益壮”的豪情，又为许多穷村、许多农民尽了“土地情”。

63岁退休后，常挺芳看到农村有抛荒田多，便在城东乡包下了30多亩抛荒田，种上苗木；茅山老区人少山多，他又包下137亩荒山和187亩水库，种上经济果树，养上鱼苗，他耕作得有滋有味。

“牛扣在柱上也是老”。做了几十年的农村工作，突然离开“三农”，闲在家里，他不是一点不习惯，作为金坛市委特约调研员、市政府特约经济研究员、市国土资源局研究员，现任金坛市老促会、金坛市扶贫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常挺芳“三天不下乡，心里就发慌”，始终倾力于“土地与三农经济”的课题调研。70岁过后，他有过一次小中风，但是，他仍然豪情满怀地写出了《围绕农民增收，实施土地流转——朱林镇黄金村的调查》、《治水改土，滚动发展——金山村自主创富的调查》、《茅山老区土地开发，迈向现代农业》、《金坛市丘陵山区开发的调查》、《推行“两田制”是解决抛荒田的有效途径》等调研报告，在《中国老区》、《中国扶贫》、《新华日报》等报刊相继刊发。土地，延伸了他的生命力，让他“晚霞无限好”。

他感谢脚下这片热土，他惊喜自己对土地的那份真挚情感！

更让常挺芳惊喜的是，历史没有淹没他的这份精神追求。

1987年，“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竟然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

1989年，常挺芳申报高级职称。按理，需要两篇以上省级以上论文才能通过。可是，当“〔60〕中字179号中共中央文件”一亮出，全票通过常挺芳为“高级经济师”。

到1991年，国务院又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定为四大基本国策之一。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和常挺芳同样出生在1930年的袁隆平，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因为增加了粮食产量被誉为“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当代神农氏”、“米神”等。再好品种的水稻也要靠土地生长。只有保住耕地，才能保住粮食安全。只有保住耕地，才能保住社会稳定。只有保住耕地，才能保住生态环境。只有保住耕地，才能保住经济安全。耕地多了，粮食产出才能增加，手中有粮，心中不慌。49年前过去了，谁能说清，常挺芳对耕地的认识，经中共中央的倡导，催生了多少像“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这样的基本国策啊！

链接：常挺芳，1930年6月27日生，小学二年级文化，先后任村合作社社长、公社干部、县委农工部秘书、农业局副局长、县农委副主任、公社党委书记、县供销社主任。现任金坛市老促会、金坛市扶贫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热衷于农村政策的调查研究与普及工作，有“三天不下乡，心中就发慌”的职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