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清
编者：就在我们对征文奖评完毕后，惊悉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杨汝清先生不幸去世，年仅65岁。值此，“良春杯”常州市首届科普文学作品大赛组委会及增刊编务人员向杨教授的不幸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1997年4月，我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蒋新松院士治丧活动。离开沈阳前，我去他家作最后的告别。我站在蒋新松院士的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含着泪说：“蒋所长，我走了，你好好休息吧。”我话音刚落，没想到又引起了他家人的号啕大哭。我实在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满面热泪，冲出了他家大门……
我1970年大学毕业经部队锻炼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到1995年调到上海交通大学，在那里整整工作了25年。蒋所长那敬业爱国，追求真理，勇于开拓，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精神以及他积极培养年轻人的远见和胸怀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他是我最好的领导、最好的老师。
我到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不久，就知道他是个“摘帽右派”，但路上碰见，我还是喊他一声“老蒋”打个招呼。有一次，他低声地对我说：“路上不要和我打招呼．你是所里的团干部。”我明白他的意思．以后路上相见，只是点头而已。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沈阳细粮很少．有一段时间连高粱米也定量。他家高粱米不够吃，当时我们都住在“五一大院”，我爱人每月就把粮本给他爱人，然后由他去买高粱米．买完后再由他爱人把粮本送回。有时，我俩碰上，他轻轻地说“谢谢”，想起当时他借粮本买高粱米的往事，的确心里很是心酸。
1983年我去美国梅隆大学（CMU）机器人研究所学习，离京前在中关村碰到他，当时他已是所长，对我说：“CMU的计算机和机器人世界有名，你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同时反复说：“早去早回，所里等着你们回来。”1984年他率团到美国考察，到匹兹堡后，住在我们宿舍里，给我们炒菜，包馄饨吃，同时详细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问我看些什么书。我把我正看的几本机器人书给他看，他翻了一会儿就评论说，“这本书不错，可以细看；那本书没用．不要看。”到美国后，我们说话都变得很随便，当时国内不敢讲的话也敢说了，特别有的年轻的研究生，话容易说过头。临走时，他对我们说．：“你们在美国说话也要注意，不要影响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同时对我说：“CMU机器人研究所条件很好，也有经费支持你们，但所里很需要你们，学差不多了就回来。”辽宁大学一位教师说：“你们老蒋当了几十年‘摘帽右派’，啥事没有，还是一片爱国心。”
1985年，美方出资，我爱人也来到美国，但1986年我们仍决定回国。当时几个年轻研究生说：“你俩真傻，美国出钱你俩还不留。”我说：“你们年轻人不懂。”虽然我们决定回国原因有多种，但蒋所长那历尽磨难，爱国之心不改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
回国后，刚好赶上国家“863计划”实施，在智能机器人主题中，重点要搞四个型号：水下机器人、精密装配机器人、军事机器人和以核工业为代表的恶劣、有害危险环境使用的机器人（简称核工业机器人）。1987年7月当时自动化委员会委员吴林教授（哈工大党委书记）和专家组组长谈大龙在哈工大宣布我为核工业机器人负责人，不久又任命我为该型号总设计师。当时蒋所长亲自任水下机器人总设计师，其他几个总设计师也都是有资历的教授。当时我回国不久，还是助理研究员，心里不免害怕。有一次，我对蒋所长说：“这个总设计师我可能干不好。”当时他听了有点生气，瞪了眼说：“还没怎么干就说干不好！’，然后缓和下来说：“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几个总设计师都是50多岁的人了，就你一个年轻，你应该干得比我们好。”以后他经常关心我们的工作，亲自参加我们的计划、方案讨论会。同时多次对我讲：“当总师要站得高看得远，要肚量大。有些北方人说我们南方人肚量小，我看有一定道理，我们有些人就是肚量小。许多事坏就坏在肚量小上。”有一次，我们与一重要分系统单位发生意见分歧，争论了很长时间，专家组出面组织了有关专家讨论也没明确结果。最后蒋所长说：“你们退一步，我看问题不大。退一步，海阔天空。”以后我们型号研究工作就一直比较顺利，1993年第一批顺利通过了验收。
1988年，在黄山开会，当时蒋所长身体还不错，爬了一天山。中间山上休息时，我们几个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人照相，当时我们大部分人没买正规的拐杖，而是手拿破竹竿，蒋所长也拿了个竹竿站在中间，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照片叫“老蒋和他的丐帮弟子”。他笑笑说，跟着我讨饭还不至于，但发不了财。接着又说：“不叫丐帮，叫敢死队吧。”他一直宣传，搞科研要有一批敢死队。
1996年全国机器人学术会暨机器人全国青年学术讨论会在庐山召开，他是会议名誉主席。会前一天晚上，他准时来报到。我高兴地说：“你庐山来了好几次了，这次我们怕你不来了。”他说：“这种会，青年人多，我肯定要来的。”他精心准备了一份关于国际机器人发展形势的报告。第一天大会发言，他站着从9时30分一直讲到11时30分。当时我主持会议，知道他有心脏病，心中害怕，三四次上去打断他讲话，说：“蒋所长，休息一会儿吧。他每次都看了看表，说：“不用，来不及，没时间了。他精彩的报告博得了会议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他那“来不及，没时间了”的拼搏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年轻人。
1995年8月，我调往上海交大，临行时去他家告别。我说：“谢谢蒋所长这么多年的培养和教导。”，我爱人也说：“你是我们的领导，也是我们的师长。”他摆摆手说：“不要这么说，是同志，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接着又说：“是敢死队员。”
蒋所长去世一年了，他的精神，他的为人一直激励着我。去年，我为学校给他起草的唁电中，借用了王勃的一首诗：
长江悲已滞，
万里念将归。
况复高风晚，
山山黄叶飞。
一年来，我时常背诵着这首五言绝句，深深怀念我的老所长蒋新松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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