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是我国吴姓祖先的发祥之地，吴文化的中心腹地，我有幸在此生活了一个花甲了。对此地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具有深刻的感情，无限的兴趣。我常自立写作研讨的课题，到就近的地方去观赏，调查或者质询请教，女儿常开车带我们老夫妻俩到稍稍远一些的地方游览。早就听说有个圩墩考古遗址公园，前年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得以满足夙愿。

圩(wei)墩，常州人叫于（yu）墩，常州话围裙的围，发音就是于，围腰布，叫于腰布。考古学中说的“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距今约6000——7000年左右。那时候，从今日浙江嘉兴到江苏常州，环太湖一带发掘的出土文物，经科学检测，具有相同的特征和年代，因1959年首次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而命名。由于地球的表面，经历亿万年的时光，气候变迁、寒暑交替、泥沙碎石层层覆盖，内含动植物尸骨、生存活动的物质遗存，给今天的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考古研究专家据此划分地层文化年代和名称。越是在下层，时代越久远，现代碳14技术可以测定其存在的年代。从考古时代的划分看，马家浜文化上承河姆渡文化，下接崧泽、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被誉为“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并由此证明，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两大源头和支柱。

我们常州的圩墩、潘家考古发掘出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说明，六七千年之前，先民就在这儿繁衍生息。种稻、养猪、渔猎、编织麻布、烧制陶罐、打制钻孔石器、研磨环形玉饰、搭建木结构房屋、制造木船和船橹。

可能与职业和爱好有关，在考古学者对马家浜文化的浩繁研究中，我最感兴趣的首当是盖房子，其次是造船橹。最想不透的是，奇怪得有点可怕的先民习俗。

人类最早是靠洞穴容身、睡觉、避风雨，标准的拿来主义，利用天然洞穴，尚无建筑的概念。我理解建筑的定义是：人造的具有使用功能的空间和构筑物。至今还能见到我国西北地区的窑洞，是仿照山洞模样的建筑，那是在黄土高原的特殊地点产生的事物。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大片洼地泽国，不像黄土高坡，无法挖穴而居。但困难却会激发人类智慧，先民们受到飞鸟筑巢的启发，发明了木结构建筑，用木柱梁板构筑人造空间。于是在中华大地上最早出现了“木框架房屋”和“干栏式房屋”，柱和梁支撑楼面、墙面和屋面，木结构的榫卯连接方法堪称一绝，现代还广泛应用在建筑业和家具制造业。潮湿的地面，甚至于水面，怎能奈何于我？这种构筑方式，直到今日还在广为采用，只不过构成人造空间的柱梁墙板的材料有了新的发展罢了。

圩墩发现的房屋基础、地面、木质柱梁、船只桨橹，意义非凡。

在大片湿地中，村落择高而聚，或者是挖土堆高房基，房屋下面堆积混合砂石贝壳的夯土，不仅抬高了地面，利于排除积水，而且使埋在土中的木柱既牢固又防腐。这种地基和地面的做法，就是现代采用的“三合土”、“混凝土”的最早发明原型。

说到船只，那是更加微妙的建筑，一种在水上可以行走的建筑。六七千年之前，先民们已经有了这种伟大发明的原型。只要看看今天的现代化游轮，那简直就是一个微型城市；一艘航空母舰，就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岛屿，你就可想而知六七千年之前船只的发明创造，与今天所见，只是简单和复杂的区别，该是多么的了不起！但当时还没有文字，无法记录和传达发明船只的过程和细节。一直到过了三千多年以后的《易经。系辞》上，才见到“刳木为舟”的描述。还是因为“见窥木浮，而知为舟”，这和看见飞鸟筑巢启发建造木结构房屋的道理是相同的。

不过船的结构精致化好像延续的时间更长一些。离开圩墩不远的常州淹城，曾出土几艘独木舟，是最早发现的古代船体实物。其中一艘作为国宝，现存北京国家博物馆。那是用一段长11米多，直径1.2米以上的楠木树干，纵向切割后，中间树心部分，用烧烤加斧凿的“刳”法挖空，造出来的一艘“独木舟”。整体呈木梭状，外部圆滑，舱内烧焦和斧凿痕迹明显存留，两端小而尖，上翘，舟中段舱宽0.9米，舱深0.45米，舱边上有穿孔。经碳14测定为2800年前西周遗存，成为最早的“刳木为舟”的实物佐证。

实际上，圩墩出土的木橹，为六七千年之前的实物遗存，说明在马家浜文化时代一定就产生了“独木舟”，远比淹城出土的2800年前的独木舟要早上3000来年。因为，橹是舟的必配组合，是舟的动力之槳和掌握方向之舵，没有它，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因此，有橹，必已有船，只是没能遗存至今，或者还没有被发现而已。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古今不变的真理。圩墩出土的橹，被誉为天下第一橹，现在遗址公园里一个主要景点，就是高高竖立在湖水中间的，用上千只“钢橹”拼合组成的数十米高的钢铁巨橹造型。

圩墩一游，令我最不解的是一种可怕的先民习俗！这也是目前考古学者研究中的一个好像是主流的观点：大约从母系社会开始到父系社会形成的一段不太长的时段里（时间段大致相当于马家浜文化的起始和结束时段），我国东部、东南部包括圩墩在内的一些墓葬，发现先民有拔牙现象存在。就是人为地将上门牙或两侧切齿生生拔掉。这种习俗春秋时代逐步消亡，大约延续2000多年。据说世界各地也都有类似发现。学者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多种说辞，主要为礼仪说与美容说两大类。

礼仪说，为了取得某种资格的仪式，如成年礼、婚礼、丧礼的资格要求；美容说，为了漂亮好看，吸引异性而自残。这两大理由的根据，一是从实际出土的人骨统计分析所得，二是从一些古籍的只言片语推演得来。

我读后所感是，难以接受，无法理解，不敢苟同。尽管我是考古门外汉，但也想提出新的观点和假设。

先从不敢苟同说起。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生产力极端低下，女性负责采集为主的农耕、家畜喂养、烧煮饭食、看护子女，男性负责渔猎、守卫部落。相比之下女性贡献较大，人群靠母系血统亲情维系。老祖母领头的氏族，平等公议加女性温情如果作出的礼仪决定，除非事关氏族整体的存亡，恐怕不会要求子女们痛苦自残。拔除牙齿不仅残酷，而且对氏族的生存发展只会有害，毫无增益，设立这样的礼仪习俗有何必要？！从出土实物的统计看来，发现拔牙的成人头骨，最高比例也就是60-70%，那另外三分之一的人，为何可以避免，不遵守公约的习俗？故而，我认为“习俗说”怕站不住脚。何况，成人礼、婚礼、丧礼有时间的先后排序，如果是人人都需遵守成人礼，后两者又有何必要？再说，考古发现的统计数字因为收集样本的局限性，使它不具备充分的合理性，用它来作为形成“礼仪习俗”的根据，也就不够科学与合理了。

“美容说”，更难成立。异性相吸，生物本性，体格健壮、功能健全，自然唯美。人类进化由兽到新人阶段，进入母系社会，萌生较强的自我欣赏，美化意识，多表现在利用加法，如织麻为衣，制作玉环，即所谓“装饰”。逐步发展出穿衣戴帽，增加饰件，插花挂物。包括耳环鼻圈，纹身描画，但未见自残削减肢体者，尤其是拔除牙齿，连撕咬吃肉的功能都要破坏，这和美容装饰缘何能挂上钩呢？用痛苦的减法，只是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对弱势的女性一种变态的“凌辱”，比如缠足，“三寸金莲美”，是一种反人性的不合理胡说，在民间，绝大多数的劳动妇女也是极为反对的。现代城市白领女性穿高跟鞋，也只是少数人的糊涂跟风，即使如此，高跟鞋造成的对足部的慢性损伤也无论如何不能和拔牙相提并论的，美和肢体损伤真是南辕北辙，拔牙为美在任何时期都是难以成立的。

那为何还会有拔牙是一种为了美容的说法呢？这就涉及到研究学者提出的第二个根据，古籍的只言片语是否可信的问题了。古籍《博物志》有关记载常被引用，证明拔牙作为成年礼仪、婚庆习俗和美容的存在根据。可惜该书是四五千年以后的西晋人张华（公元232-300年）所著，是他根据传说编纂的，那些比作者要早上数千年之前的“古人”的故事集，自东晋始，历代国家的图书志籍均将其列入神怪小说类，充其量记载的是神话故事，当不足为凭吧。

古籍不足信，那出土的缺牙头骨却是实实在在的，且为数不少，一定也必须有合理的解释。我提出的大胆假设是：“虐待俘虏，杀人陪葬”八个字。

文明是从野蛮进化而来的，人源自兽。人兽之别在于文字的有无，文字的发明，造就了文化的弥漫和充盈，文化使兽性日衰、人性日长。古猿——古人——新人——现代人，应当就是这一进化的路线图。氏族社会大约介于古人到新人之间，氏族由母系向父系过渡，部落之间为生存的争斗离开不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虽然那时尚无国家概念存在，因此算不上或者还不叫奴隶社会，但部族战争产生的“俘虏”大量存在。从屠杀俘虏到蓄养俘虏为奴，甚至于像野猪那样被蓄养，必要时充当食物，这种野蛮的“人相食”的阶段可能存在，对于半兽半人来说，是不足为怪的。畜奴相对于屠杀而言也算是一种小小的进步。一直到秦朝，才彻底改变以人陪葬的恶习，代之以陶俑。我大胆地推测，对于这样蓄养的俘虏，强制地拔除俘虏上排门齿，作为标志，可能就是一种以示区别的办法（直到今天，人们还是用检查牲口牙齿状况来确定他的年龄和强壮标准，这和远古时代靠检查牙齿状况来确定俘虏身份是一个道理）。当部族领袖去世，基于灵魂不死的信念，拿俘虏陪葬，以供在“阴间”为其役使，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被拔掉牙齿的陪葬死者应当就是被蓄养的俘虏。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发现尖底陶罐里装有人头骨，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这些被拔牙的尸骨，比没有拔牙的尸骨多，说明部族之间的战争是频繁而又残酷的。

以上的假设，形成于游览圩墩回来以后的学习和思考。常州就是个桃花源，这里的故事真多。